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的学术使命是引导政治学理论创新，并以此推动政治学学科发展。我的看法是，一流学科的根本标志是拥有自主性知识体系，因此一流学科建设有赖于重大基础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因此，选取转载文章的基本标准就是原创性，虽然具有重大原创性的文章并不多。尽管如此，作为《政治学》的作者和学术顾问，对于自己和同行的政治学基本概念的创新性研究，有一些感悟和观察。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在呼唤理论创新，然而新理论从何而来？或者说路径何在？哈贝马斯说社会科学是历史—理论—实践三位一体的学问，对此深表认同，据此谈谈自己的研究经验和学术观察。

       首先，以研究理论而推出新理论，不是不可能，而是难度很大。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有一种现象，把既有理论当做政治学理论的全部，在既有理论中打圈圈。我的看法是，以研究理论而推出新理论，不是不可能，而是难度很大；这种路径如果有理论创新，或者说原创性创新，通常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宏大理论，比如马克思基于三大古典学说创建的马克思学说以及当代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创新又一个特点，就是把不同流派、甚至是彼此冲突的思想流派进行大整合，正所谓“六经注我”。即便如此，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也是时代的产物，且不说马克思学说的时代性，罗尔斯讲的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政体合法性的条件性，都是基于国情、世情而抽象出来的。

       政治哲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性政治理论和政治学概念了。比如，被视为政治学理论的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概念“选举式民主”（又称“熊彼特式民主”）其实就是对西方现实政治制度的一种民主理论抽象，以应对当时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潮；在“选举式民主”的基础上，合法性概念被改造，李普塞特把合法性要素中的“合法律性”置换为“选举民主”，有选举民主就有合法性。

       这些基于特定现实、特定实践经验的理论被当做恒定不变的政治学基础概念。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最初的元理论、元概念无不来自实践的总结，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便是样本。即便如此，也应该看到，第一，不同的文明史留下重大不同的历史经验；第二，即便是同一种文明中，概念也在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前述的民主理论和合法性概念。

       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理论，固然要从已有的理论开始，做到大致了解并了解既有理论流派的基本脉络，这是基本的理论素养，也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知识储备和基本技能，否则就是空谈，就是“民科”。但是决不能止步于此，那样的研究容易变成经学式诠释运动。社会科学理论一旦被“发现”出来，就是简单的常识性知识，除了那些影响时代进程的大思想家的作品，绝大多数一般性理论的作品没有必要做“红学”式的专门研究。

       第二，实践出真知。如前，既有理论其实大多来自先贤对自己时代的实践的观察，因此时代性实践就是最大的、最直接的理论来源。这需要对实践的敏感性和观察力。观察力从何而来？读同样书而观察同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其中重要的是研究路径——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就是从社会结构的视角理解政治，显然，我们要对研究对象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基本理解，因为政治（国家）来自社会，不理解社会结构就无从理解政治。比如，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是选举民主，而选举民主的正常运行需要同质化文化或者同质化社会。但是，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转型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发生的国家，多为异质化文化或者冲突性社会结构，结果民主转型纷纷失败。这是因为，竞争性选举是靠政党来组织，而政党的群众基础是教派、种族，结果竞争性选举变成了党争民主，党争变成了宗教斗争或民族分裂政治。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我提出了“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国家认同、共享信念、社会基本平等，没有同质化条件，实质上是党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无效民主，导致国家治理失效甚至国家失败。这个概念能较好地解释转型国家的成败得失和西方国家认同政治的困境。

       “发现”理论并不是资深学者的专利，同样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现实观察，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何家丞发表了一篇原创性论文“论封建制民主：菲律宾民主模式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发现被称为自由主义民主的菲律宾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封建制民主——一种建立在古老社会结构即世袭土地制度之上的大众民主。这种民主模式很普遍，很多大型发展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南美一些大地产制国家，都不是传说中的资本主义民主或者自由主义民主，而事实上是寡头民主形式的封建制民主。封建制民主其实把现代政治建立在古老社会结构之上，结果不但没有改造旧世界，反而巩固了旧社会结构，这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不起来的制度性原因。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制度居然被《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阿西莫格鲁称为最有利于发展的“包容性制度”。

       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考察，我发现，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选举制度可以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貌似同一性的政治制度；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效能如何，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以及由这样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政治文化和民情。

       理论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因为理论抽象掉无穷多的社会背景或复杂条件；现实又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即使对于我们生存其中的社会结构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何况一个异域的社会结构。结果，简单化的理论用于理解复杂性现实，往往会南辕北辙。这就更需要我们“回到事情本身”（政治现象学），以政治社会学的眼光去观察实践，汲取真知。

       第三，历史是理论的富矿。现实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日的实践，因此历史和现实往往是一体两面。以时间性、空间性而研究历史的历史社会学取得了不菲的理论成就，我们熟悉的很多大理论都是六十年代以来一些历史社会学家留给我们的。然而，今天，以大历史为研究志趣的历史社会学似乎风光不再，虽然基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发现工作依然重要；而且，对于中国人而言，我认为可以很好地研究历史社会学，但是要进行沃列斯坦式的理论创造很困难，主要源于语言所占有历史文献的有限性。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但是，长于历史研究的中国人可以做历史政治学研究，即以认识论上的情境论、方法论上的时间性和本体论上的实存性去研究历史并汲取理论和治理智慧。中国史主要是政治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对中国史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就会有理论大发现并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这是历史政治学不同于历史社会学之处：和历史社会学一样，历史政治学要发掘真知；然而历史社会学没有历史政治学的发掘国家治理智慧的使命；历史政治学不但可以进行大历史研究，中观史和微观史都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人民大学政治学提出的历史政治学，已经有相应的概念性发现——政党中心主义、治体理论和中国性研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个历史常识，也是一部党史，还是今天的政治纲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即党的全面领导。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政治理论，如果能做到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即在社会科学脉络上去回答这个历史和政治问题，提炼出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政治效果无疑会更好。我提出的“政党中心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社会科学脉络上的两大“主义”即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都是根据几个国家的国家是建设进程而提出来的，然而俄国、中国和很多后发国家是依靠新型政党将失败国家重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相对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政党中心主义。这个概念有其社会效应，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十几篇学术论文研究或者引用这一概念。

       政党中心主义是一个基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发现，治体理论和中国性研究则是建立在中国政治史之上。众所周知，产生于城邦国家的政体理论讲的权力的组织形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国家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自先秦开始就具有现代性国家的特征，任锋教授提炼的“治体”概念——治理之道、治理之维、治理之法，完整地回答了政体理论说所不能回答的权力关系，因此治体理论是一种替代性理论。与此相联系，何为中国？姚中秋教授认为就是“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相应地可以拓展为“一种文教统合多种宗教和多种民族”，文教传统是中华文明基体中的最关键部分。理解了这种“中国性”，就可以知道“新清史”所谓“满族非中国”命题的非历史性。

       结语。自主性政治学理论不仅是一流学科的标志，也是一个一流大国的标配。一百多年来，流行的政治学理论先是欧洲的，接着是苏联的和美国的，中国人学习和研究的都是这些一流大国的政治学理论。今天，中国无疑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学理论，这也是能否建成一流学科的根本标志。如何发掘新理论呢？以政治现象学去鉴别既有的五花八门的理论，以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政治学在研究现实和历史中汲取理论，从而真正做到历史—理论—实践的一体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