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年版）”，这是我第二度入选。

       其实我被转载的文章并不算多，尤其是2016-2018年间，基本上是我的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小低谷。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时开始发表论文，记不清第一次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是哪年，至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论文就经常被转载，最初是《美学》，偶然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几年后，我的戏剧研究成果受到更多关注，于是逐渐成为双月刊《舞台艺术》的重要转载作者。再然后《舞台艺术》改为月刊，分拆为单月“戏剧、戏曲”和双月“音乐、舞蹈”，主要是《舞台艺术（戏剧、戏曲）》转载，几乎每年都保持一定的转载率，当然，偶尔也还是有论文被其他相关专刊转载。这些重要的转载都明显提升了我在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影响力。当然我也一直是《复印报刊资料》的忠实读者，它成为我了解学科整体发展与同行最新成果的有效途径，包括我在撰写学科发展趋势与学科评估文章时，《复印报刊资料》也是最重要和有效的参考文献。

       《复印报刊资料》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二次文献集萃性刊物。从功能的角度看，《复印报刊资料》最重要的价值，是体现各学科各时期具体的学术热点和宏观的发展趋势，它当然也体现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后者，即作为一种学术评价机制，只是其次要的功能。在今天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它很好地满足了学者通过有限的阅读大致掌握学界主要趋势与动态的需求。因此那些能够较全面和简约地体现学科发展与知识增长之关键点的论文，较易于获得转载，简单地说，转载的论文能够引起该领域足够多同行学者的关注，对尽可能多的人有用。

       我是从这样的角度认识我之所以成为《复印报刊资料》高转载作者的原因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必然。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时间并不长，以戏剧学科为例，如果从晚清时期的王国维开始，只不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而且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段里，其中还有二、三十年，学术在很大程度上被非学术的因素所支配，既耽误了很多时间，造成学术中断，也多少走了一些弯路。我们这一代学者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学术领域，从史的角度看，不仅面临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戏曲这个几乎完全空白的领域，同一时期的话剧研究也有太多的空缺，而当代史研究同样需要有全新的视角，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即使在此前认为研究比较充分与深入的古代戏曲史领域，亦有很多需要填补的空白。从论的角度看，对戏曲特有的形态和规律的探索与总结，还非常之初步。而且，戏曲虽被看成传统艺术，却仍有活跃的当代创作与演出，当代戏曲和话剧的评论与研究与戏剧史论的研究实为相表里的另一层面，而史论研究的进阶与拓展，对于开展戏剧评论，进而促进戏剧健康发展，亦有超越纯粹学术的意义。由于戏剧很多分支领域尚处于开拓阶段或重新梳理的阶段，宏观的、包括方法论的研究，就显得很迫切，很急需。在这样的背景下，戏剧学术的发展，实需要有学者从大的角度切入，需要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开疆拓界，需要通过新的有魅力的研究课题，激发学术界的研究兴趣，从而推动其迅速发展。

       近二十多年里，我在这个领域的论文之所以有较高的转载率，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学科需要新的设计，新的规划，新的开拓，需要更多具前沿性的研究。在我被转载的论文里，既有早期重估传统戏曲价值的呼吁和论述，以及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民间戏曲的观照，还有对“戏改”全新视角的研究，对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发展与成就的重新认识等等。除了在古典戏曲领域较少涉猎，现当代戏剧的领域的这些研究成果，都对同行们有所启发，也为《复印报刊资料》所重视。2005年之后，我的研究领域向京剧倾斜，这恰恰又是此前戏剧界较薄弱的环节，而京剧研究对戏剧、尤其戏曲研究整体上的激发，同样是具有学科层面的意义的，相对于戏曲成熟以来文人学者对戏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杂剧传奇这些以曲辞为主体的剧本，明末清初以来大量的民间戏曲演出的重要性被忽视了，戏剧研究因而很难向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的文本、音乐、表演三位一体的研究转型，而京剧研究的崛起，正是研究戏剧这一作为超文本的舞台演出形态的最好契机。新世纪以来，戏剧研究出现两个重要现象，一是戏剧作为舞台演出的研究日益升温，一是各地的地方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两个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中国戏曲学院首倡并持续推动的京剧学研究有关。而同一时期我对当下戏剧发展态势的多篇总结性的论文，也是《复印报刊资料》关注的重点。戏剧现状的总结与评论既是戏剧史论研究的应用，同时它本身也未必没有学术价值，引导戏剧学者走出书斋进入剧场，关注当下的戏剧演出实际，对戏剧领域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然，我不会因为成为《复印报刊资料》高转载作者而产生错觉，误以为学术之道就只能是这华山一条路。在戏剧学科转型的重要时点，我成为这一转型的助推器，当然是一种荣誉，但我也经常提醒自己不应自觉不自觉地萌生自慢之心，因为学术的取向与评价是多维的；而重视宏阔视野的重大选题，为戏剧研究不断开拓新的分支与领域，只不过是戏剧研究整体上尚未成熟的特定阶段的需要。我非常感激《复印报刊资料》的选择与支持，但有时，我其实也挺羡慕那些潜心于文献的海洋，默默地为解决那些很具体的学术问题而努力钻研的学者。我经常读到一些非常优秀的考证文章，有时我就会想，这样优秀的论文，如果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一定会得到更多人喜欢。如果要问我对自己哪几篇论文最满意，那我大概率会提到2006年发表在《戏剧》杂志的《昆曲<十五贯>新论》和2019年发表在《文学遗产》的《李渔“立主脑”小识》，它们的优点，就在文献比同行发掘得深，读书比同行细致，所以有新的发现。换言之，如果戏剧研究学科发展更趋成熟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像这类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就会成为学术主流。这或许就是胡适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真谛，真正好的研究状态是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是它有没有用或对多少人有用；成果应该以学术本身为目的和标准，有三两同好会心首肯，便是终极的满足。但中国的学术，至少是舞台艺术研究领域，戏剧领域，大约还没有进入那个潇洒的阶段。

       但这里，我期望《复印报刊资料》选文能够更加多元全面。以“戏剧、戏曲”为例，它针对的是所有从事戏曲漫长历史中数不清的文本、音乐、表演等方面研究的学者，还有从事话剧（包括中国话剧和外国话剧）、曲艺研究的学者，他们中固然有人研究面比较广，但也更多人只研究历史中的某一段，或某一剧家、某一表演艺术家，又或者只关注京剧、越剧、秦腔等等具体剧种。举例而言，某位剧作家的生卒年的考证可以做得很精彩，然而假如没有方法论上的启发，那么这个读者群体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感兴趣；相反，有些门类的研究确实比较滞后，但是既有这个门类及其研究者存在，就不能完全排除这一门类的研究文章。

       如果纯粹从学术角度看，那些穷尽资料解决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的论文，如季羡林先生用二十多年时间撰写的《糖史》，看似关注的并不是多么宏大的主题，然而却更显其学术的涵养，如此新颖深入的研究，才是学术的高峰。抽象地说，学术研究当然是“小大由之”的。学术课题并无大小之分，或者说学术成就并不直接由课题的大小所决定。那些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与开拓学科研究领域的视野宏观的重大研究项目，固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和令人尊敬的，但是就学术价值而言，即使是皓首穷经，着眼于某个很不起眼的边缘课题的研究，亦丝毫不减其意义。我有个英国朋友，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留学，归国后一直从事中国的明代尺牍的研究，几十年过去了，并没有做出多少惊人的成果，但是至少在明代尺牍这个小领域，他应该是全球领先的学者吧。你问他的研究有没有社会价值和当代意义？至少在英国的大学里，没有人会因这个理由而小看他。这就是说，在学术研究领域，聚焦于某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许更纯粹，更有可能实实在在地将学术推向前进，尤其是更符合“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的终极目标。

       理想和现实永远是有间隙的。就今天而论，《复印报刊资料》挺好，它就应该这样，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正是当代学术发展之必须。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